文稿來自：畫外hoWide
沒有人知道“中國科幻電影元年”何時到來，雖然不被看好且困難重重，但至少有一群人正在拓荒這個領域，他們所做的事情，和遇到的問題，值得被記錄下來。
2014年10月，電影《三體》宣布項目啟動，隨后“中國科幻電影元年”這個概念被炒了許久，但是三年過去了，《三體》經歷了一系列波折至今沒有上映，而它所代表的國產科幻電影則說不上“起步”。
“對國產片的印象不好，因為科幻片前面加了一個國產，就會覺得和其他國產電影一樣爛。”在電影數據咨詢公司“凡影”進行的一場觀眾訪談中，一名受訪者這樣說道。不僅觀眾持懷疑態度，中國科幻電影的從業者們也處境艱難。
與歐美、日本等科幻工業成熟國家相比，中國科幻土壤尚薄，雖然前有劉慈欣的《三體》一舉拿下雨果獎，后有郝景芳的《北京折疊》在大眾輿論中引發熱議，但科幻文化在中國仍然相對小眾，而缺少類型化產品的中國電影產業，對于科幻題材則一直抱有期望。
在一切都從零開始的背景下，中國科幻電影的從業者們現在在做什么？他們面臨怎樣的困境？又如何去解決問題？
為此我們采訪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，涵蓋了IP開發、制片、導演這幾個科幻電影產業鏈上的核心領域，并試圖記錄下這些來自一線拓荒者的見聞和思考。
科幻IP開發：文本缺乏，科幻編劇難培養
張譯文所在的微像文化是專門從事科幻IP開發的公司，早在科幻“風口”還未到來的2013年就已經成立了。通過贊助星云獎、赴美親歷劉慈欣獲獎等，公司也見證了越來越多的人和資本進入到了科幻相關產業。張譯文對畫外表示：“現在資本對知名科幻作品影視版權的爭奪，實際反應出了中國優秀科幻文本的匱乏。”
據悉，國內出版的科幻圖書，包含引進的在內，每年不過一百來部，而美國則高達1000多部，科幻文學基礎的薄弱成為了發展國產科幻電影的一大瓶頸，市場對新鮮優質科幻IP的渴求不言而喻。
而另一方面，觀眾對國產科幻電影幾乎是不看好的，“技術上的懷疑”和“內容上的違和”，是張譯文所認為的兩大主要阻礙。所以針對目前的情況，微像有兩種不同的開發方向：一是跟中國歷史有關的類型項目，比如《海棠開》、《梅花杰克》；二是跟現代人有關的但不至于太超前的，比如目前在做一個項目講的是VR直播和社交媒體的結合。
即使面對優質的科幻文本，IP開發者們仍然面臨另一大困難——找不到合適的編劇。中國編劇行業是重文輕理的，具有科學知識積累又能編劇的人非常少，“總共這么長時間也就發掘那么三四個能寫科幻片的編劇“，張譯文表示。
同時她也寄希望于科幻作家自己來當編劇，公司簽 *** 的新銳科幻作家張冉和阿缺，在她看來都是很有潛力的。“但是隔行如隔山，他們需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培訓過程，先參與編劇協作，然后一點點邁向獨立編劇。”
科幻制片：克服視覺化難題，揣摩中國觀眾的接受邊界
即使有了不錯的劇本，在從文本向影像轉變的過程中也面臨著困難，制片是關鍵中間人。他們連接著科幻文本和科幻電影，在將文字視覺化的過程中，他們協調團隊成員，把控對于科幻片來說至關重要的視效呈現。另外，他們也連接著科幻創作者與科幻市場，在鼓勵導演大膽摸索的同時，他們需要引導創作者拍出能被當下中國觀眾所接受的科幻片。
新線索影業總裁齊霽剛制作完科幻動作電影《逆時營救》。在電影劇本定稿之后，進入到籌備階段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選景、開始美術設計，她和她的團隊花了大量的時間在“科幻感”的視覺呈現上面。“影片的時間設定是2025年的近未來，那個時代，科技將怎樣融入到我們的生活？美術指導就每個場景和重要道具都給了我們好幾種方案，例如影片開始的粒子傳送中心大樓、電梯、橋梁，小到手機、游戲機、甚至茶杯蓋、手表......之后我們和導演、監制再共同討論、決定。”
《瘋狂外星人》制片人王易冰表示，將概念具象化時面臨著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標準。“例如外星人這個概念，它的外貌、動作和情緒是怎樣的，被制造出來的時候并沒有一定的標準。我的導演有一個要求，講下去，比如希望那個外星人的笑是燦爛的，那你去設計。問題是對燦爛的理解，可能有的人理解燦爛，只要嘴咧開了就叫燦爛，有的人理解燦爛是其他的東西，”王易冰說。“我們每天都在面對這樣的問題。”
在他看來，科幻視效是一種手段，要講的仍然是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主義故事。“不是說美國人的那種科幻世界，飛來的外星人，把地球殖民了，然后我們如何抵抗他們，”王易冰說，“你在接受這個故事的時候，是不會被架空的。”
從文化背景上來說，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與西方社會不同，沒有經過工業化過程，直接從農耕社會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中，大眾普遍缺乏對工業化的認同感；同時，“中庸之道”也是中國社會文化的核心價值觀，西方科幻作品中的“超級英雄”、”頭號超級大國“等概念替換到中國社會環境中會顯得違和。
因此，中國社會文化與科幻元素的結合方式是解決“違和感”的基礎。“比如，有個外星使者來了，在美國是由總統邀請去白宮做客，在中國可能就是請他吃飯，喝白酒。”凡影在關于科幻電影的一項調研中一位研究員說道。
齊霽還認為，電影是一種大眾文化產品，在科幻題材上，受眾比小說要廣得多。小說可以傳達非常復雜的思考，而電影則需要以深入淺出的方式，將故事展示給大眾。她認為《降臨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示范，電影把重點放在了人類與外星人的互動上，而簡化了小說里的哲思部分。
科幻導演：孤獨前行的拓荒者們
迄今為止，中國大陸還未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長片，沒有道路可循，于是現國產科幻片導演們都是孤獨前行的拓荒者。
張番番（《三體》）、張小北（《拓星者》）、郭帆（《流浪地球》）、寧浩（《瘋狂外星人》）、滕華濤（《上海堡壘》）等正在拍攝或者打算拍科幻片的導演們，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皆在電影領域已取得一定建樹。從過往經歷看，他們擁抱商業，卻也不失個人追求。另外，他們都出生于70年代后，他們成長的年代，是航天飛船、登月旅行最為火熱的年代。
“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移民國家，文化兼容性強，語境低。”郭帆說，“所以你在紐 *** 時代廣場看路人穿美國隊長或者鋼鐵俠Cosplay的衣服，并不會覺得太怪，反而覺得這才是美國；但在中國行不通，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造就了堅實的文化和語境壁壘。”由于語境的不同，照搬西方的科幻片是行不通的。中國的科幻導演們并不知道怎樣的呈現方式能被觀眾接受，無論做什么選擇看起來都是某種高風險的博弈。
郭帆認為，由于尚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科幻片，所以現階段中國觀眾對“中國科幻感”的美學方向尚未確定。“我們當然可以像美國科幻片弄得特別高科技感，或者像日漫弄得特別酷炫。”郭帆說。但他覺得這些都不適合當下中國科幻片的語境，而中國航天在普通觀眾中是被認知、認可的，近來在好萊塢科幻大片中也被頻頻提及，這是中國觀眾更容易接受的一種美學呈現方式。
而張小北在解決科幻與中國文化融合這一點上，希望采用偏向舞臺劇式的美學風格。“要把觀眾從現實生活里抽離出來”，從根本上解決科幻語境的問題。通過啟用話劇演員來飾演劇中角色，將人物的行為和說話的方式都刻意與日常生活相區別開。
距離感和想象力是一個科幻電影演員的重要素質。與現實作品不同，科幻電影面對大量無實物表演，對演員的演技有著更高的要求，甚至常年面對實物表演的一些優秀電視劇演員都難以勝。而距離感就是，在科幻這樣一個陌生的幻想世界里，從飛船里走出了王寶強可能會讓觀眾感到費解。新演員新面孔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。
科幻電影制作流程之復雜
張小北提到，他現在劇組的流程和配備，比一般的劇組規模要大3倍。郭帆也表示，“現在的工作量絕對不亞于三四部現實題材的電影”。“你就想象，如果三四部現實題材電影同時拍，就是我們一個導演組的工作量”，郭帆說，“我們現在大概是3500多個鏡頭。”（一部100分鐘的主流好萊塢劇情片大概由1500到2000個鏡頭組成）
而在如此復雜的流程中，各個環節都與專業水準相差甚遠。比如到現在，國內劇本的基本格式還未統一，無法協同創作。而科幻劇本需要建立世界觀，寫“編年史”，配合概念設計的圖稿修改劇本，多個編劇協同創作的需求在所難免。
另外，國內的道具師目前還難以做出具有科幻質感的東西。比如飛船里有大量的弧形設計，這是現在的道具設計里所不常有的。化妝也有類似的問題，國內能夠做特效妝的團隊寥寥無幾，當需求量比較大的時候，這幾個團隊就很難支撐。“但是，化妝這東西是沒法彎道超車的，”科幻影評人嚴蓬說，“這就跟理發一樣，他得理過無數個頭，才能夠成為一個理發師。”
這種種的問題，很多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，現在唯有盡力學習、摸索、嘗試，為往后打下基礎。郭帆在與國外頂尖特效團隊維塔合作時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中方成員參與一同工作，而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，因為通過合作才能學到東西。
郭帆表示，他會做一個很明細的總結，會拉一個最初步的流程單，這個流程單在做下一部片子的時候會使用，然后每部片做完之后再去修正。制作科幻片的核心是管理、分工和時間規劃，這是一個電影工業化的系統工程。
“其實我們現在做科幻電影啊，并不是指向今天的觀眾，而是針對95后和00后這批觀眾群體。”郭帆說。隨著國家的逐漸強大，國民自信心的增強，自然會有對科幻類型片的需求。“我們隨便可以定義，也許今年是元年，也許明年是元年，誰知道呢。但我相信，十到十五年時間科幻片一定會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個大類型。”
“所有的創新和探索都有風險，即便我們都當了中國電影工業化的鋪路石，也是值得的。”郭帆說。